映象新闻

在向相对贫困者持续、均衡地供给发展成果时，共享型给付应该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基础上，探索形成协调的多元分配机制作为给付方式。

首先，对于法定形式的文件，合法性审查指向该文件是否违背立法目的和内容规定，即审查要件二不抵触（例4）。其中，消防方面的安全规定是由消防相关文件具体设置。

这里的作为文件根据的上位法，范围非常宽泛，除了作为行为根据的具体法规范之外，还包括上位的文件以及法律体系中的基本精神而不一定是具体的法条。例6上海苏华案中文件对法规范的作用，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解释基准，例6裁判文书与《典型案例》称之为解释和细化规定。例6认为扩大征收范围没有法律依据因而违法，就反映出违反要件三出现侵犯权益的结果，或不符合要件二权限要求则划出了解释基准在法规范中的内与外的边界。其二，在所有的行为依据之中，并不存在如其他判例中所见的，赋予行政行为效力的法规范。从例2的内容可知，被诉行政行为是行政拘留处罚，该行为依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9条。

二是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为文件）上的依据。这是因上述内部化所引出的另一个特点。[25]陈军梅、童健华：《从网上登记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广州市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的探索与实践》，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8年第5期，第34页。

严若冰、白利寅：《数字政府背景下的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第42—43页。法院也表示认同，认为审批机关并未作出书面决定并颁发行政许可证件，其代领并扣押该证件，属于在颁发前的内部审查行为，该行为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是自行纠错行为，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91]因此，立法应当注重对系统应用的事前事中规范：第一，行政许可在哪些环节上可以实行自动化，事先要作合法性、可靠性充分论证，法律与技术风险评估，集体讨论决策。湖南省尚未出台相关规定，不能当然推定湖南省认可电子证书可以取代资质证书原件进行经营活动。

一律不考虑类似该案的合理因素，比如，因债权债务纠纷，机动车不在当事人控制之下。[7]首先，能够做到减少接触点、精简材料、压缩时限。

很难想象，组织法、程序法、行为法上的症结，可以直接在数字化情境中全部破解。应当及时查清技术故障原因，尽快修复漏洞，不断更新系统。[73]唐曼：《自动化行政许可审查的法律控制》，载《现代法学》2022年第6期，第94—95页。自动化的高级阶段就是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系统（machinel learning algorithm），似乎可以处理裁量问题。

但是，技术不是‘中性的，而是一开始就是人们的‘建构，[82]以计算机代码表达的意见本质上还是由人来设计确定的。行政机关仍然是行政程序的事先设计者，机器是行政机关的延长之手，其意思仍由行政机关形成并通过机器表达，机器‘表达的意思归属于行政机关。归纳起来，已关注的问题包括：（1）PIN码认证、短信验证码认证、指纹认证、人脸识别等身份认证方式，安全性仍然需要改进。决定也很难获得法官支持。

四、对系统生成决定的法规范调适数字化技术的功用无非是产生决定或者增强作出决定的能力，或者说，替代人作出决定或者仅为协助。[60]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1行初105号行政判决书。

但是，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现有的行政法原则大多数已经可以适应整个行政国家广泛采用自动化的情况。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通中行终字第00256号行政判决书。第一，应当认可人面识别认证。在湖南俊熙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花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审行政判决书中，[113]行政机关、法院以当地尚未推行电子证照为由，不认可当事人在招投标中提供的资质证书电子文件打印件。比如，在全自动审批和人机对话的流程上，听取辩解是否转入人工，由申请人选择。[99]因此，无论是不受理、拒绝还是通过决定，也不管是否为系统错误生成，法律效果均归于行政机关，应当一概推定为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该行政许可必须由行政机关正式颁发并送达许可证照，方才生效。

（2）对于分阶段的行政行为，下级行政机关负责的初步审核结果是否可诉，法院与复议机关意见相左。[57]参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延中行终字第31号行政判决书。

[5]这避免了传统上强调职权法定、各司其职而带来的碎片化审批、审核疏漏、扯皮推诿。[74]DavidF FreemanE Engstrom Daniel E.Ho，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37 YaleJ Journalo onR Regulation8 800，827（2020）.[75]Anna Huggins，Addressing Disconnection：Automated Decision Making，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gulatory Reform，44 Universityo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 1048，.1052 （2021）.[76]李晓方、王友奎、孟庆国：《政务服务智能化：典型场景、价值质询和治理回应》，载《电子政务》2020年第2期，第7页。

在审批服务系统平台上已经通过审批流程，也可以从项目办理进程查询到评审通过的结果，这是否就意味着行政机关作出了已生效的行政行为？还是尚待生效，必须正式打印出行政决定，并颁发给当事人，以实际送达为生效时间？对此，行政法官似乎意见相左。[32]卢超：《行政许可承诺制：程序再造与规制创新》，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第84页。

在上下各级行政机关之间分配系统操作权限。[1]袁雪石：《论行政许可名称法定——以放管服改革为背景》，载《财经法学》2017年第3期，第81页。（三）消除系统性偏见算法编程是为了更加优化行政机关所明确的审批目标，且采取非自利定义。因为半自动化往往需要人工介入，对审批结果进行核验，才能制证签发。

半自动行政审批除了现场核查、条件核实等还必须由行政人员亲力亲为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实现了通过数据比对检索方式快速核实。二审法院认为：从被上诉人提供的纸质材料看，其审批流程中并未出现时间倒签的问题。

其次，人为决定固然也有局限，但人工介入自动化决定，可以帮助识别自动化输出中的错误，并使无法考虑个人情况或其他相关背景的自动化过程人性化。[93]第三，对于算法技术原理，应当尽量公开透明化，并给予必要的解释。

法院认为：被告通过对本案依法认定的证据进行形式审查后作出变更登记，且在变更登记时原告龚文某面部扫描识别验证同意变更登记后才作出的涉案登记，故被告作出的涉案变更登记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12]李晓方、王友奎、孟庆国：《政务服务智能化：典型场景、价值质询和治理回应》，载《电子政务》2020年第2期，第7页。

被告认为：申请人申请公司股权变更，公司所有股东须下载国家工商总局官方开发的身份验证软件‘登记注册身份验证，进行面部扫描识别验证身份真实性，并选择是否进行变更登记确认。在尚未推广电子签名、电子印章、电子证照应用的地方，行政机关、法院则可能将其拒之门外。实现行政机关业务的规范化、审批的流程化，以及裁量的标准化。[5]钟伟军：《从一站式服务到最多跑一次——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行政审批改革》，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5期，第72—73页。

对于后者，亦为本文所关注，应当从技术路径、规范调整、法理重构去寻求新的法治平衡。[65]况且人面识别身份认证已广泛运用于金融、电信等领域，无论从有效性、可接受性还是适宜性看，[66]该技术没有明显瑕疵。

[69]上诉人认为，根据网上审批流程显示，被上诉人出具备案证明书的时间早于领导审批时间，被诉行为程序不合法。首先，在政务服务平台上，应当公示与行政许可有关的材料、流程、审核、审批决定以及理由说明，当事人可以有效查询、下载、阅读。

[100]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行终995号行政判决书。[17]行政许可的理论构造也可能随之发生彻底改造，不再仅定位为依申请行政行为，也可以是依职权行政行为。